过去两年，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政策正悄然发生剧烈转向：从全球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之一，逐步滑向对海外学生设限、加压甚至排斥的边缘。在“住房危机”与“移民焦虑”被政客持续放大的语境中，留学生成了最容易被误伤的群体。
而这种短视政策，不仅损害了澳洲高校的国际声誉，也正在威胁国家未来的经济根基与人才战略。
政治操弄下的“替罪羊”逻辑：留学生背了多少锅？
从联邦自由党领袖彼得·达顿，到现任总理安东尼·阿尔巴尼斯，政界在竞选期间不断强调“控制移民数量”的立场。留学生，被不加区分地纳入这一议题当中。
自2023年以来，澳洲政府已陆续推出如下限制措施：
- 学生签证申请费暴涨至全球最高（超过1600澳元，且不退还）；
- 签证语言要求全面提高；
- 财务证明标准加严；
- 多个州府建议缩减国际学生录取规模；
- 最新议案建议直接“设定全国国际学生上限”。
这些政策背后的逻辑，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因果归因：认为大量国际学生涌入澳洲，推高了住房需求，加剧了租金上涨与本地居民的住房压力。然而，这种“拿人头抵房租”的说法，数据支撑乏力，实质上回避了住房供给结构性不足的核心矛盾。
“我们确实有住房问题，但解决之道是‘多建房’，而不是把问题甩给留学生。”——墨尔本市长 Nick Reece 如是说。
签证大跌30%，高校与城市谁最先受伤？
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澳洲学生签证申请量同比锐减30%。受影响最直接的，是高等教育出口大州维多利亚、新南威尔士与昆士兰。
其中，仅墨尔本一地就有超过25.7万名国际学生。国际教育不仅是该市最大出口产业，更是：
- 高校教学与科研的重要经费来源；
- 本地学生享受优质教学设施与服务的间接补贴；
- 医疗、幼教、工程、IT等领域人才补充的后备池；
- 城市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支柱。
部分大学面临国际生学费下滑的风险，正在“冻结”研究项目、缩减奖学金规模，甚至考虑裁员。而在社区层面，国际学生带动的住房建设、零售消费、交通与服务业，也正经历隐形萎缩。
谁在叫停“泛限令”？城市治理者发出清醒之声
在政客的政治博弈之外，地方治理者与高校联盟正在尝试修复这一误导性的政策路径。墨尔本市政府公开呼吁：
- 国际学生限额应“分区域、分校系”设定；
- 可将配额向具备住宿能力的城市倾斜，如墨尔本已建有全国最多的专用学生公寓（超2.5万套）；
- 鼓励就读于急需人才专业（如护理、幼教、软件工程等）；
- 严打“黑中介”“野鸡学校”等违规行为，保障优质教育生态。
留学生不是问题，是答案
国际教育是澳洲不依赖矿产的第一大出口产业，年创收超500亿澳元，提供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，是支撑澳洲知识经济与全球影响力的核心引擎之一。
而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年轻留学生，都是一个流动的文化大使，未来有可能成为澳洲的技术骨干、企业家、外交桥梁甚至议会成员。
“国际学生不是我们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时代的答案。”这不仅应是墨尔本的态度，更应成为全澳的共识。
本文为澳洲正庭网（Australian Civic Herald）基于公开新闻资料进行的原创分析报道，参考内容来自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（SMH）等媒体，图片来源于网路。